从商业银行个体角度来看 提升机构核心竞争力。
三、避险货币的核心特征 区别于风险货币，避险货币的概念和内涵使之具有鲜明的特色，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结为基本面特征、市场特征和制度特征三个维度。避险货币的核心功能在于规避战争、地缘政治冲突、经济波动、金融系统性风险或其他意外冲击对于资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影响。
） 进入专题： 避险货币 。二、避险货币的分类 当前世界三大公认的避险货币分别是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根据三种避险货币在驱动因素上的不同，我们可以将避险货币分为三类：基本面驱动型、制度驱动型和成本驱动型。（本文发表于《中国外汇》2022年第9期。虽然每种避险货币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驱动因素，但决定避险货币地位的共性因素也非常清晰，主要包括稳定的货币购买力、稳健的政治及经济基本面、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有效的制度保障。例如，瑞士法郎的避险货币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瑞士在制度体系上确立了永久的中立国地位和严格的银行保密承诺，这使得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地缘政治冲突发生时，瑞士的金融体系依然能够保障存放于本国的境外资产。
成熟的金融市场是避险货币持有及使用需求的主要来源。其二，在定义避险货币时强调其对于信息的相对不敏感特性：避险货币的价值确定和汇率决定，不需要太多耗时费力的信息分析，因此投资者在买卖避险货币时不用过度担心逆向选择问题。从中长期来看，数字人民币可能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这将对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并有望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这一应用场景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技术成熟度、跨境监管协调等多方面因素。数字人民币并不会取代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而是能够促进不同支付工具间的互联互通。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和零售支付，采取双层运营模式，对经济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较小，为顺利推行提供了可行性保障。王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发表于《学习时报》2021年6月3日。
现有支付工具可以作为数字人民币的载体，并承担数字人民币的优化体验工作。截至2021年末，全国已累计开立个人数字钱包2.6亿个，试点场景超过800万个。
第一，从零售型向批发型的探索。例如，数字人民币若用于小微企业贷款，将更具精确性和便捷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数字人民币能够实现对M0的追踪，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未来随着更多功能的拓展，可能产生更大影响。央行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货币竞争的前沿与焦点
据笔者估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占GDP的比率约在40%左右。而在政府部门中，中央政府债务占GDP仅为20.2%，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率高达106.6%。在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处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状况，不得不靠以土地出让金为代表的预算外收入来平衡收支。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由17.9%上升至62.2%，年均上升3.4个百分点。
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114.8%、62.2%与127.2%。不过，受到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目前部分中国居民收入增速显著下降，这在未来可能引发大面积房贷违约，并造成风险的传递。
例如，如果中国宏观杠杆率高达300%，假定这些银行信贷的利率全部是浮动利率，那么一旦长期基准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中国需要多支付的利率水平就相当于GDP的3%。不过，受新冠疫情爆发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进行应对，导致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由246.5%上升至270.1%。
不难看出，经过上述调整之后，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负担是最重的，之后分别是非金融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宏观杠杆率越高，意味着一国的总体债务水平越高。一方面，一国宏观杠杆率不断上升，意味着单位银行信贷对GDP的推动能力是在下降的。其三，中国政府应该在银行危机到来之前提前敦促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手段补充资本金与不良资产拨备。分部门来看，目前违约风险最高的是地方政府、其次是非金融企业、再次是居民、最后是中央政府。换言之，从增长速度来看，在2008年至2021年期间，增长最快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其次是居民部门债务，最后是政府部门债务。
另一方面，宏观杠杆率的高企意味着债务违约风险处于较高水平，一旦利率水平在内外冲击下显著上升，那么一国就可能爆发部门债务违约甚至整体债务违约。其次，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日本比较接近，低于美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
1993年底至2008年底，该指标仅由107.8%上升至141.2%，年均上升2.1个百分点。分部门来看，截至2021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居民债务与政府债务各自占GDP的比率分别为154.8%、62.2%与47.2%。
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在2021年底，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要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几乎与美国以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持平，但显著低于日本。随着房住不炒政策的实施，中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居民得到了控制。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缺口，而房住不炒政策的实施则压低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一国的宏观杠杆率是指一国非金融实体部门债务规模占该国当年GDP的比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承担了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责任，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第二，最近一些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迅速，而这部分债务不在上述官方债务数据之列。
不过，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攀升主要发生在2008年之后。第一，众所周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投融资平台债务却被计入了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
居民债务攀升的背后是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因为居民举债的最重要原因是买房。例如，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9年底之间，中国宏观杠杆率大致保持水平状态，这背后主要是中国政府的去杠杆政策发挥了作用。
其六，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长期不匹配格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底至今，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上升速度却要显著超过美国、日本、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
然而，对政府部门债务的数据，我们要更加谨慎。例如，根据IMF的估计，2021年底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在40%上下。如果我们把上述两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考虑进来，并重新归类，那么截至2021年底，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大致为303.8%。随着经济潜在增速的放缓、产业结构的调整、行业监管政策的实施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目前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地方国企（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平台公司）、中小民营企业均面临违约率快速上升的风险。
其二，中国政府应该避免国内利率水平的快速上升，因为利率冲击可能导致高债务难以为继。在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各自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0.2%与26.6%。
其四，如果银行业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则应该通过商业银行自身消化、通过市场化方式转让不良资产与中央政府注资三管齐下的方式进行应对。最后，在考虑了政府隐性债务之后，中国整体宏观杠杆率仍然显著低于日本，但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美国，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
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违约、非金融企业违约还是居民违约，都会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增长、利润率的下滑与资本金的萎缩。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直接或间接的担保关系等，这部分债务的属性更像是地方政府债务。
